教坊犹奏别离歌：二战中的流亡政府

论流亡政府出现的集中程度，无疑以二战为最,许多国家的合法政府被迫播迁至外。这些政权在英美盟国的支持下继续作战，终于挨到了反败为胜；但也有部分政府因大国政治的拨弄，未能延续法统。战后席卷全球的民族独立浪潮，同样与一些流亡政权相联，构成其“建国大业”的重要篇章。

《奥本海国际法》并未收录与“流亡政府”（Government-in-exile）直接对应的条目。从法理上看，这一概念不涉及一国的国际人格的变动，而是要考察当该国的主权,尤其是领土主权因某种原因被剥夺后，是否应当承认一个暂时栖身于外国领土、并对被剥夺国的政权提出要求的政治团体为该国的合法代表机关。国际法专家斯特凡·塔尔蒙（Stefan Talmon）在其著作《国际法中的政府承认》里归纳了界定流亡政府的四项通行标准：

一、该国家本身必须是已经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的存在；

二、在暂时无法对母国领土实施有效统治的前提下，自称为流亡政府者必须显示它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既有的法统；

三、流亡政府应具备独立性，而非驻在国或任一其他国家政府的附庸；四、必须确认该国原政府的运作已经因违背国际法的行为（如遭受入侵）而被中断或破坏。

排除古代史上的流亡朝廷不论（因其与现代国际法的主体在性质上差异甚大），单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情形，以查理二世为首的英格兰流亡枢密院或可称为最早的流亡政府。这一政权不承认克伦威尔领导的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在欧洲大陆辗转多年，最终于1660年成功复辟。而要论流亡政府出现的集中程度，无疑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最——轴心国一度控制了欧亚大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迫使许多国家的合法政府播迁至外。这些政权在英美盟国的支持下继续对敌作战，终于挨到了反败为胜的时刻；但也有部分政府因为大国政治的拨弄，未能延续其法统。战后席卷全球的民族独立浪潮，同样与一些流亡政权相联，构成其“建国大业”的重要篇章。

播迁的抵抗者

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政权无疑是大战期间最著名的流亡政府，但这一政权恰恰也是性质上最为暧昧的。尽管1940年6月的法德停战协定极大地损害了法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在当年7月，国会两院的确批准了这一协定，并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修改宪法、奉贝当为“法兰西国家元首”（Chef de l'tat frankgais）的决议。换言之，贝当的维希政权固然令人反感，但它在程序上的确无懈可击，并且继续得到美苏等大国的外交承认。反之，流亡伦敦的戴高乐已经辞去了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既无合法身份、又无一兵一卒。虽然英国政府认定法国对德媾和违反了《英法互助条约》、据此拒绝承认贝当政权，但他们对势单力薄的“自由法国”运动同样缺少兴趣。

戴高乐只能通过两种途径来积累正当色彩：首先，吸纳愿意继续对德作战的抵抗者，形成实际的交战团体，据此争取英美盟国的承认；其次，寻求法属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区长官以及驻军的支持，瓦解维希政权的外围势力。前一项努力最初收效甚微：从敦刻尔克撤退到英国的十四万法国军队里，只有三千人选择加入戴高乐的团体，其他人宁可在解除武装后返回维希政权控制区；转移到埃及和英国的法国舰队同意维持中立，但只有九百余人选择继续对德作战。1940年9月，自由法国军队协助英国海军进攻法属西非首府达喀尔时，遭到了守军的激烈抵抗。后一项努力则取得了一定成果：到1940年8月底，除加蓬以外的整个法属赤道非洲和喀麦隆都宣誓效忠戴高乐，尽管这些地区位置偏远，但为盟军在北非的行动和自由法国军队的编练提供了帮助。活动于“自由区”（维希政权实际控制的法国南部）的左翼抵抗组织也和戴高乐建立了联系。1941年苏德开战后，苏联成为第二个承认戴高乐政权的大国。当年9月，“自由法国”运动组建了“法兰西民族委员会”（CNF），形成机构健全的流亡政府。

与那些抱有理想主义情结的政治家不同，戴高乐深知民族委员会的命运取决于大国，尤其是英美两强的态度，为此他坚持要求将自由法国军队投入实战，以显示力量。1942年春，自由法国第1旅独立抵挡住了德国非洲军团对比尔哈凯姆的进攻。但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依然在寻求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案——1942年11月，英美盟军发动了入侵法属北非的“火炬”作战，正在当地视察的维希政权三号人物达尔朗海军上将下令停火，与盟军合作。华盛顿认为这位声名狼藉的将军具有可观的影响力，一度打算扶植其作为代理人。尽管达尔朗在不久后遇刺身亡，但美国人很快物色到另一位维希当局高级将领吉罗，以他为西北非法军总司令。1943年1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与戴高乐、吉罗会晤，强行要求自由法国运动与倒戈的原维希军队合作，并在6月份成立的“民族解放委员会”（CFNL）中设置了戴高乐-吉罗双头模式，以牵制那位桀骜不驯的将军。

不过，戴高乐深知最艰难的岁月已经过去：盟军入侵西北非之后，德军完全占领了维希政府控制的“自由区”，贝当政权的“独立”遮羞布已被扯掉；吉罗并不像达尔朗那样具备深厚的政治根基，很难取得他本人的位置。但英美两国坚持要把民族解放委员会设在北非，显然是希望将其弱化为一个地方政权，待进军法国本土后再寻找新的代理人加以扶植。戴高乐的回应是在1944年2月将法国本土的抵抗组织整编为“国内军”（FFI），为大规模反攻打下了基础；同年6月3日，即诺曼底登陆之前三天，他又单方面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GPRF），为接收本土做准备。而缺乏政治手段的吉罗在1944年初被迫辞职，则为戴高乐成为战后法国的领导者扫清了障碍。

1944年6月14日，戴高乐在诺曼底省的巴约登陆，宣布以此为自由法国的临时首都。8月19日，国内军在巴黎发动起义，戴高乐命令自由法国第2装甲师前往驰援；8月25日，德国守军投降。这一行动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盟国最终意识到了戴高乐在法国本土的声望和他的不可替代，决意对他支持到底。10月份，英美两国同意将1940年转移至加拿大、西北非和马提尼克的法国黄金储备交给临时政府，重建祖国有了最初的资本。

就在自由法国重归故土之际，以正统自居的维希当局领导人贝当、赖伐尔和布里农却跟随德军逃出了法国，在德国南部的锡格马林根建立了一个傀儡“流亡政府”。1945年4月22日，锡格马林根被自由法国第1装甲师攻占，到那一天为止，依然承认贝当政府的只有两个半国家——德国、日本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

法国的两大“弱邻”卢森堡和比利时同样遭遇了国土沦亡的厄运。卢森堡女大公夏洛特曾在加拿大和美国多次演讲，呼吁罗斯福总统放弃孤立主义、援助欧洲各国的抗德事业；她那小小的内阁则在伦敦从事宣传活动，还编练了一支几十人的“自由卢森堡”武装。相比之下，比利时流亡政府的力量要稍大一些：尽管利奥波德三世国王选择了向侵略者投降、并命令武装部队放下武器，但首相皮埃洛（Hubert Pierlot）成功地逃出了首都，经西班牙抵达伦敦。他在伊顿广场组织的流亡政府得到了比属刚果殖民地的承认，后者通过向英美出口橡胶、铀矿石等战略物资，供应了流亡政府的开支；英国方面也将1940年转移到伦敦的部分比利时黄金储备交给皮埃洛调度。流亡政府编练了一个旅的陆军、一支特种突击队和两个空军中队，参与了反攻欧洲大陆的行动。若无流亡政府的努力，很难想象比利时可以位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联合国创始成员国。

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在1940年5月偕内阁成员飞往伦敦。此时荷属东印度群岛尚未陷落，荷兰海军在当地还保有一支可观的力量。不过1941年底日本“南进”之后，荷兰的东方防线迅速崩溃，女王和流亡政府总理海布兰迪（Pieter Gerbrandy）被迫以更现实的态度规划荷兰的抵抗事业。撤往澳大利亚的残军编组了两个轰炸机和一个战斗机中队，参与太平洋方向的反攻；经法国撤退到英国的部队则重组为一个步兵旅和三个空军中队，加入了1944年的“市场-花园”作战。在荷兰流亡政府的推动下，1944年9月，荷、比、卢三国签署了关税同盟协议，以改善小国在战后世界中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这一先见之明也成为今日欧洲联盟的先声之一。

挪威国王哈康七世是英王乔治六世的姑父，也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的弟弟。当德军在1940年发动席卷北欧的“威悉河演习”作战时，克里斯蒂安既不抵抗也不合作，使丹麦沦为纳粹的保护国。而哈康不仅号召国民积极抵抗，在战败后还决意率内阁成员撤往伦敦，组织流亡政府。他坚持每周召开内阁会议，并定期在BBC广播中向沦陷区民众发表演讲，鼓舞了无数以“H7”（哈康七世的缩写）为接头暗语的地下抵抗者。为了纪念这一贡献，1947年挪威国民捐资购买了一千六百吨的游艇“挪威”号，敬献给哈康七世使用，至今尚存。

他们未能凯旋

不是所有抵抗者都能获得荣归故里的待遇：1945年，美苏两强在雅尔塔会议上划定了彼此在战后的势力范围；作为大国博弈的筹码，不止一个弱小者被牺牲，其中又以波兰流亡政府最为惨烈。1939年波兰被德苏两国瓜分后，参议院议长拉茨基耶维奇在巴黎组建了流亡政府，以独立战争名将西科尔斯基（Wadysaw Sikorski）为总理。通过征募侨居西欧的波兰公民，他们在半年内重建了四个师又两个旅的陆军以及四个中队的空军，开战前抵达英国的部分海军舰艇也向该政府效忠。法国沦陷后，撤到英国的三万五千名波军编成了两个步兵师，海军和空军则在英伦三岛、大西洋以及地中海与英国军队并肩作战。1942年2月，西科尔斯基还将波兰沦陷区的各抵抗组织合编成“国内军”（Armia Krajowa），以暗杀、破坏铁路等方式进行抗德斗争，至1944年夏已发展至三十五万人。

对苏联这个曾经的入侵者，西科尔斯基本来不抱好感，但他关心波兰沦陷后被俘的二十万官兵的命运，希望利用这批老兵组建新的武装、参加对德战争。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斯大林被迫与波兰流亡政府恢复关系，同意让获释的波兰战俘在苏联领土上重组成军。1942年夏，这支四万一千人的部队开往伊朗，由英军中东司令部指挥，后来参加了意大利战役。但随后的两个事件令双方的关系急转直下：1943年4月，三年前在卡廷森林遭苏联内务部队杀害的数千名波兰军官的遗体被发现；三个月后，赞成与莫斯科合作的西科尔斯基在一场神秘的空难中殉职。苏联随后主动宣布与流亡政府断交，并开始组建由工人党分子控制的“波兰人民军”。

1944年1月，莫斯科扶植的“波兰人民代表会议”宣布：将依据左倾的1921年宪法重建全国政权（流亡政府奉行保守的1935年宪法）。7月底，该会议在苏军控制下的卢布林组成了“民族解放委员会”，自称波兰最高行政机关，并宣布伦敦的流亡政府为非法。为了向国际社会宣示流亡政府的存在，并抢在苏军到来前控制部分国土，华沙城内的四万名国内军在8月1日发动了大起义，一度控制市区中部，并与装备精良的德军激战两月之久。但仅装备轻武器的抵抗者面对正规军毫无胜算，进至华沙以东的苏军则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逡巡不前。在击毙和俘虏德军一万八千余人、自身伤亡也超过两万人的情况下，国内军残部被迫于10月3日放下武器。

华沙起义虽然英勇卓绝，但耗尽了国内军的基本力量；苏军及其羽翼下的卢布林政权随后一往无前地控制了波兰全部领土。1945年2月，英国和美国被迫同意解散伦敦的流亡政府，其成员转入卢布林政权（遭遇相同命运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但波兰流亡政府的部长们拒绝了这一建议，他们继续留在伦敦，不定期改组内阁，并得到五十万生活在海外的波兰人以及爱尔兰、西班牙、梵蒂冈三个国家的承认。苏东剧变后的1990年，末代流亡政府总统卡丘罗夫斯基（Ryszard Kaczorowski）将1935年宪法原本、第二共和国总理印章、总统绶带以及国旗交还到民选总统瓦文萨手中，波兰流亡政府的历史至此才告一段落。

南斯拉夫的情形则更复杂。1941年4月王国全境被德国和意大利占领后，十八岁的彼得二世国王带着少数支持者逃亡到伦敦，在克拉利奇饭店建立了流亡政府。但这个政府基本上被大塞尔维亚主义者控制，他们把巴尔干根深蒂固的民族仇视带到了对外战争当中，宣称克罗地亚人的背叛才是国土沦陷的主因。效忠流亡政府的“祖国军”（JVUO）同样受到这种倾向的影响，他们由数千名前王家陆军官兵组成，聚集在塞尔维亚西部的山区，指挥官是米哈伊洛维奇上校（Draa Mihailoviｃ）。“祖国军”一面对敌方交通线进行不定期的袭扰，一面与同样笃信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德占区傀儡政权暗通款曲。米哈伊洛维奇梦想恢复一个排除克罗地亚人的“纯洁”塞尔维亚国家，为此他倾向于保存实力，敌视一切潜在的竞争者。

“祖国军”的主要竞争者是克罗地亚裔共产党人铁托（Josip Broz Tito）领导的“人民解放游击队”。后者同样以塞尔维亚为活动中心，但主张不分民族、党派和信仰的一切抵抗者的大联合，给予贫苦民众以自治权，并且积极投入进攻。久而久之，游击队的拥护者开始增长，一度与其联手的“祖国军”感受到了威胁。1941年底德军对游击队发动第一次大规模进剿时，“祖国军”也与其决裂；米哈伊洛维奇甚至和德国在克罗地亚扶植的“乌斯塔沙”傀儡政权达成了协议，共同进攻游击队。而铁托的武装从1941年底到1944年春，先后遭遇了德军的七次大规模进剿，不仅没有被剿灭，声势反而更加浩大。就连英美盟军也注意到了这股力量，并着手与其建立联系。

1943年9月，英军联络官麦克莱恩准将被派往铁托的营地，对南斯拉夫的抵抗力量进行全面评估。他发回的报告证实：游击队牵制了二十个师以上的德军，而“祖国军”行动消极。1944年1月，丘吉尔宣布今后盟军的援助物资只提供给铁托的部队，并提议伦敦的流亡政府与铁托组织的“反法西斯会议”（AVNOJ）谈判。1944年8月，铁托在维斯岛与流亡政府总理舒巴希奇达成协议：流亡政府撤回对米哈伊洛维奇的承认，以铁托为全南斯拉夫抵抗武装总指挥；彼得二世也在伦敦的广播里发表讲话，呼吁民众支持铁托。1945年5月，南斯拉夫全境解放。

正因为南斯拉夫的解放事业是在铁托领导下完成的，且流亡政府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倾向遭到了其他民族的反对，在1945年11月的大选中，南共领导的“人民阵线”获得了百分之九十点四的选票。新国会随后宣布废除君主政体、并禁止国王回国，彼得二世被迫移居美国，于1970年病逝。2013年，他的灵柩被运回贝尔格莱德安葬。

只有希腊侥幸躲过了绵延至亚得里亚海的“铁幕”。1941年4月，乔治二世国王带着内阁逃出祖国，在埃及开罗落脚。尽管这一政权获得了英美盟国的承认，但希腊国内的反德抵抗运动却是由共产党组织的“民族解放阵线”（EAM）领导的。不过乔治二世出逃时带走了数千名陆军官兵以及海军主力，这为他回国争夺政权创造了可能。1946年9月，希腊同样举行了国体问题公投，百分之六十九的投票者赞成国王复位，乔治二世遂于当年9月回銮。然而他接收的已是一个内战中的国家：希共武装正在全国与政府军展开激烈的较量。直到1949年，由于美国公开介入、且苏联和南斯拉夫在审时度势之下中止了对希共的支持，内战才以保王党的胜利而告终。而乔治二世早在1947年4月，因患动脉硬化症病逝于雅典王宫。

向独立过渡

“二战”爆发之际，菲律宾还属于美国控制下的自治邦（Commonwealth）；它已经拥有了独立的宪法、议会和司法体系，但在关税政策、防务和外交上仍须接受美国的领导。民选总统奎松（Manuel L. Quezon）认为，美国在1935年已经为菲律宾制订了为期十年的独立路线图；在此期间，有必要和华盛顿保持良好关系，以换取如期独立。日军“南进”之后，奎松偕其内阁成员前往美国，建立了流亡政府，并列席罗斯福总统的太平洋战争委员会。他在战时做出了两桩意义深远的贡献：一是在美国众议院和军界游说，说服美方将菲律宾列为太平洋反攻的主要方向；二是就战后重建祖国以及获取完全独立与美方展开磋商，达成了一系列协议。1944年8月，即美军在菲律宾登陆前两个多月，奎松死于肺结核。1948年，独立的菲律宾共和国在马尼拉城西北新建了奎松市。

另一个并未获得广泛承认、但颇有历史意义的流亡政府是活动在中国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这一团体起自1919年的“三·一”独立运动，同年转移至上海，于4月中在法租界拟成十条《临时宪章》，组建了内阁和议会。1927年金九出任主席后，为改变临时政府蜗居一隅、缺乏影响力的状况，陆续策划了虹口公园爆炸案（1932年）和暗杀日本天皇的樱田门事件，引起中国国民政府的注意。抗战爆发后，该临时政府追随国民政府转移至重庆，成立“光复军”总司令部培训军事人员，并获得国府的资金援助。1941年12月9日，临时政府追随中国对日宣战。尽管由于势力太过弱小，临时政府及其“光复军”始终未能获得盟国的承认，但他们为独立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在1950年代的韩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韩建交后，有五位韩国总统曾前往上海马当路的临时政府旧址瞻仰。

当然，世上也存在希望从希特勒和东条英机那里获得“独立”承诺的人。1941年，印度国大党前主席苏巴什·钱德拉·鲍斯经阿富汗和苏联逃往纳粹德国，与希特勒、希姆莱等人举行了会谈。鲍斯属于国大党左翼势力的领袖，主张以武装起义推翻英国统治，他在德国俘虏的英印军人中挑选出两千六百名精壮之士，组建了“自由印度军团”，指望经陆路“解放”祖国。不过苏德开战之后，对列宁主义素怀好感的鲍斯与柏林渐行渐远；1943年，他乘德国潜艇U-180号抵达马达加斯加，在那里换乘日本潜艇伊-29号，辗转抵达东京。同年10月，日本扶植鲍斯在新加坡组建了“自由印度临时政府”（Azad Hind），以鲍斯为国家主席、总理、国防部长兼外交部长；随后还编练了四万余人的“印度国民军”（INA），并对英国和美国宣战。

鲍斯曾列席1943年11月的“大东亚会议”，他的政府得到了三大轴心国、泰国、汪伪政权、伪满洲国等势力的承认，还发行了自己的邮票，除此以外就乏善可陈。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鲍斯又企图向斯大林输诚。当他乘坐的轰炸机准备由台北飞往大连时，却因超载而坠毁，鲍斯受重伤而死，遗体火化后运往东京安葬。“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的故事也就此告终——这或许是“二战”中最名不副实、也最鲜为人知的流亡政府。